伊丽莎白·泰勒：一个时代的情色标本

1950年，18岁的伊丽莎白站在衣橱前，为自己挑选的，是一件缀满蕾丝的白色婚纱。这一年，正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她是米高梅公司的小公主，顶着6年前拍《玉女神驹》赚得的“玉女”头衔，紫罗兰色的眼睛不谙世事，满头黑发像宝石一样绚丽。

那一年，在第一任丈夫的臂弯里笑靥如花的她或许并没有想到，这只是她婚姻马拉松的一个开始。之后的五十年里，她会像演戏和收藏珠宝一样勤奋地收集爱情，8次婚姻，7位丈夫足以让她登上金氏的吉尼斯纪录。

她更没有想到的是，五十四年之后，美貌和青春都会沦为幻影，玉女熬成了玉婆。断了脊骨，摘了脑瘤，切了子宫——纵然你是世界第一美人，好莱坞不老的神话，两届奥斯卡封后——依旧要拖着累赘的身体，脸上爬满老年斑，在医院里度过余生。

原来那是真的：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最是惨不忍睹。

把时间往前推，四年前的她还在英国媒体的世界三百大美女评选中艳冠群芳，美国新千年的宴会上风光无限地站在克林顿的右手边；十二年前，六十岁的她仍在一如既往地结婚和离婚当中，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小上十几岁的建筑工人；二十八年前，重达一百八十磅的她决心告别好莱坞的疯狂生活，去华盛顿做一位议员夫人；三十九年前，《埃及艳后》尽管票房惨败，热恋中的理查德·伯顿仍是那样宠爱她，为她买下了世界上最昂贵的裘皮大衣。

1962年，梵蒂冈教廷指责她行为可耻，她说：“我没有超人能力，可也不是冰冷的雕像。这些情事，就这么自然发生了。” 1994年，《生活》杂志请她总结一生，她说：“我的一生非常幸福。我几乎拥有了一切：美貌、名誉、财富、大奖和爱情。”

她仿佛是一个时代的情色标本，云鬓红唇，丰乳肥臀；又好像是浓缩了的好莱坞传奇：艺术、美貌、金钱、爱情和注定要失败的婚姻。许多年后，我们看着《民族的天鹅绒》中纯真美丽的女孩，《热铁皮屋顶的猫》中迷人妩媚的年轻女子，就像在看一个时代的背影。

那是一个尚未被魔戒黑客夺取光彩，连性感情色都因为节制而高贵的时代。那个时代里有梦露、赫本、费雯丽、凯瑟琳……但却是从泰勒始，以泰勒终的。

那是一个终结了的好莱坞时代。

{情·欲}玉婆情事，万红成灰
她是那样天真性感轻佻放浪，所有的道德法则在她淡紫色的眼睛里统统化为灰烬。她以肉身作道场，试探了那个时代的极限。伊丽莎白·泰勒·希尔顿·怀尔丁·托德·费希尔·伯顿·伯顿·华纳——不仅是一个冗长的名字，更意味着七次破碎的婚姻。

第一任丈夫：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凭一套性感迷人的泳装写真从童星脱胎换骨之后，泰勒有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尼克·希尔顿，一家著名饭店的继承人。然而，这位放浪子在婚礼当晚便醉倒酒吧，蜜月里就开始赌博调情，还没到欧洲已经对新娘施以拳脚。这次婚姻不到8个月便结束，18岁的泰勒目光灼灼：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第二任丈夫：降不服的泰勒
《伊凡大帝》在英国拍摄时，天真轻佻的泰勒爱上了38岁的英国演员迈克尔·威尔汀。或许是对尼克一事的矫枉过正，这位是典型的英国绅士，宽容优雅，甚至当泰勒因为《巨人》一片和罗克·赫德森传出绯闻时他都保持沉默。一个软弱的男人怎么能降伏生机勃勃的泰勒？这段持续了5年、有2个孩子的婚姻最后还是以失败收场。

第三任丈夫：爱她的那个人走了
25岁的泰勒与威尔汀离婚的两天后，闪电般地嫁给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制片人迈克·托德，环球旅游了80天。与威尔汀不同，托德生活奢华，充满野心，果敢坚定，这正是吸引泰勒的地方。他也会讨女人欢心，送给爱妻的红宝石项链是泰勒一生珠宝收藏的开始。泰勒甚至说，是托德教会了她如何去爱。13个月后，这位玉婆一生的挚爱死于飞机失事。

第四任丈夫：饱受骂名的第三者
托德死后，泰勒的闺中好朋友黛比前来安慰她，这位《雨中曲》中的女主角与她的丈夫艾迪都是泰勒夫妇的好友。不过安慰的结果令黛比大吃一惊，艾迪爱上了泰勒，他们曾被视为模范夫妇，现在则被泰勒拆散了。抢了好友的丈夫，泰勒饱受骂名。不过这场婚姻也很短暂，泰勒因为演《埃及艳后》爱上了理查德·伯顿。

第五任丈夫：伯顿年代
31岁，全盛期的泰勒拥有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恋情。理查德·伯顿，这位英国影星是如此溺爱这个美丽的女人。1968年为爱妻买下著名的“克鲁伯”钻石；接着，又花一百万美元送给她一颗“卡迪尔”钻石；1970年更是为她买下据称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裘皮大衣。 他们一起拍了11部影片。其中包括为泰勒第二次赢回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谁怕弗吉利亚·伍尔夫》。他们两度结离婚，互相折磨了12年。伯顿这样说过，我们的爱实在是太炽热了，因此会彼此伤害。

第六任丈夫：又爱又恨好莱坞
1976年，40岁的“玉婆”下嫁参议员华纳。她想要放弃过惯了的药物酗酒式的好莱坞生活，尝试做一个质朴的政界夫人。可是不久，天生就爱佩戴华贵珠宝、夜夜笙歌的泰勒便对这一切感到厌倦。她说：“华盛顿并不适合女士居住……因为你只能通过自己的丈夫而参加活动，因此并不可能多么引人注目。”

第七任丈夫：建筑工人不相信爱情
1991年，近60岁的泰勒第八次结婚，这一次不再是著名的人物，而一名普通工人，他们在治疗中心认识，新郎比泰勒小十多岁。这次婚礼是在摇滚之王杰克逊壁垒森严的农庄中举行的。然而这次身份、地位、财富以及年龄悬殊的婚姻仍然是一个失败的结局，在与泰勒共同生活了5年后，拉瑞·波登斯基因忍受不了玉婆的奢华生活，于1996年分道扬镳。

{色·相}香珠宝相，钻尽人生
泰勒一生收藏两样东西：珠宝和男人。男人不见的都是精品，珠宝却全是稀世之珍。古稀之年，这位发胖了的老妇人说：她几乎忘了功成名就的那段辉煌，唯一留下来的是在一张张老照片中，与她青春做伴的那些珠宝。

*红宝石钻石项链
赠送者：第三任丈夫
25岁的泰勒嫁给了以奢华著称的好莱坞制片人麦克·托德。13个月后就死于飞机失事的托德给了她一生中最初的爱，无数的奇珍异宝，以及这条镶嵌着巨大钻石的红宝石项链。爱情、青春、美貌、奢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泰勒穿着红色低胸上衣，眉目清澈如画。多年之后，“阅钻无数”的她仍然对这条项链爱不释手：“在我一生中，从没见过什么东西会像它一样，可能也将不会再见到。”

*拉帕雷格林纳珍珠
赠送者：理查德·伯顿
《埃及艳后》之后，伯顿夫妇在整个60年代风光一时，其中也包括疯狂的珠宝消费。1968年伯顿送给泰勒一枚33.19克拉的巨型钻石。没过多久，为了保证后无来者，他又花了100万美元为爱妻购买了一颗69.42克拉的卡提尔钻石。然而再多的珠宝也挽回不了爱情。一如伯顿赠与泰勒的那枚拉帕雷格林纳珍珠，这是世界上最精细的梨形天然珍珠，却有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

*珠宝箱
赠送者：迈克尔·杰克逊
泰勒对于杰克逊的意义无以伦比。据说在杰克逊重重保护的豪华山庄里，供奉着泰勒的庄严宝相；当杰克逊声名狼藉被告上法庭，是垂垂老矣的泰勒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辩护：“我知道他是清白的，我希望那些批评他的人最后要把话吞回去。”据说，全盛期的杰克逊曾经专门为泰勒定制了一个珠宝箱以保存那些足以令世界屏息的奇珍异宝。泰勒说，他们互相关心，拥有着姐弟般真挚的感情。

然而最近，却有新理论出场为这种人人憎恶的毛病正名。在斯坦福教哲学的教授John Perry撰文指出，拖延症并不一定是坏事，倘若考虑得当、组织周密，这一毛病也可以“变废为宝”，成为“计划性拖延”（Structured Procrastination）。比如，他坦言自己就是做事喜欢拖拉的人，经常放着提案不写，论文不批，跑去跟学生打乒乓，然而这种典型的拖延行为却意外地为他赢得了“亲民教授”的美名。 　

Perry教授所谓“计划性的拖延”，就是列一张表，将你要做的事按轻重缓急、厌恶程度以金字塔形排列，当你实在不愿做塔尖上的事时，顺手做两件塔底的琐事也不是不可——比如锻炼身体、洗个衣服、吃个苹果、削个铅笔啥的——然而塔底的事儿做多了，也会意料之外地填充起了原本要被你浪费的时间。

如果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Perry教授也许并不是“计划性拖延”的发明者。比如鼎鼎大名的达芬奇同学，在作为一名重症拖延症患者的同时（据说他的临终遗言就是“告诉我、告诉我，有什么事是做完了的？”），留下了一麻袋的草稿本，上面记载着无数有开头却没结尾的奇思妙想，包括机器人、直升机、坦克、温度计啥的——想想这些乱涂乱画全是他为了逃避正职工作（画画）而干下的金字塔底的工作，你对自己拖延症的愧疚感是不是好一些了呢？

对很多硅公硅婆们来说，乔布斯或许是硅谷这一亩三分地里，少数几个能称得上“传奇”的人物，光用“牛人”已经无法形容他的光辉，甚至他那标志性的黑色套头衫，做讲演时不紧不慢的口音，主食为西兰花的素食套餐，读大学时修的那两笔书法，都是大家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更重要的是，乔布斯的存在证明了IT技术与美学信仰相结合能对人类世界产生的至关重大的影响：他领导下的苹果帮，开辟了全新的产品线，深刻地改变全世界的生活方式。去年的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各种平板电脑，前几年也是他领导下的iPhone突破了人类对于手机这一工具的想象极限。想想此刻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用iPhone或者iPad上网看书打游戏？未来IT史书的21世纪这一章，再怎么写，都回避不了乔布斯这个名字，而乔布斯所影响的，又何止是IT界？

六年前，也就是乔大帮主发现自己罹患胰腺癌并做完手术的第二年，他在斯坦福演讲，这就是那句著名的“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出处。然而，那次演讲里，还有两句话令我更为钦佩。现在回想起来，或许，这两句箴言也间接解释了为何当时重病的乔帮主刚开完刀就重出江湖——而不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选择将自己人生中（可能是）所剩无几的最后时光花在苹果的原因：

“你的工作将占掉你人生的一大部分，唯一真正获得满足的方法就是做你相信是伟大的工作，而唯一做伟大工作的方法是爱你所做的事。”

“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

邻居订婚，阿姨来送台湾喜饼。一盒八只，外面是烫金红帖，里面是精致面饼，看上去很是考究。孰料我家那位八十五岁的宁波奶奶浅尝即止：这有什么好吃，不及老早的一角五分钱的葱油饼！其实，在我奶奶心中，不及葱油饼的东西多矣，以前我买给她吃赤峰路轻轨站里号称“全上海最好吃的蛋挞”，她说不及葱油饼；别人送来英国进口的牛油曲奇，她也说不及葱油饼——其实那葱油饼我也吃过，出自童年弄堂门口的安徽小贩之手，偶尔为之尚可，吃多了就又油又腻，实在搞不清哪点让她惦念至今。

说起来，只要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弄堂姑娘，大概总能记得下午四点多钟的那一顿“点心”。上海人把早餐叫做“早点心”，夜宵叫做“夜点心”，都算得上是正经填饱肚子的东西，唯有这介于午饭和晚饭中间的“下午点心”，纯粹是习惯，随意性最大。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学时代的“点心时光”。一帮十几岁的小孩，刚刚从弄堂小学里放出来，家里大人还没有下班，奶奶外婆就会用手帕揣上零钱，带你去买点心充饥。葱油饼、油澄子、臭豆腐干⋯⋯用油纸捧在手里，一路走一路吃，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只是得当心，别把油滴在衣服上而已。

或多或少，我始终觉得上海人这顿“下午点心”，有点西化的意思在里面。虽然比不上英国人那顿“下午茶”来得考究，到底也透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安逸情趣。考高中的时候，奶奶曾经介绍我到一位公公家里补习英语。那位公公从教会学校毕业，又做过英国人的账房先生，一口标准的伦敦音。在他们家阁楼里补习英文的那些个下午，我印象最深的，是课间休息时，婆婆端上来的那道小点心。一般总是一块桃酥饼，配一小杯牛奶咖啡。那种牛奶咖啡，是奶站里订的玻璃瓶牛奶煮开了，往里加速溶咖啡粉和白砂糖做成的，现在看来不值一提，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至今都觉得那味道极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咖啡之一。

我有个好朋友，也是老式点心的铭心纪念者。有一次去她家里玩，下午时分，她硬要拉着我去吃附近“浙兴里”小摊上的一道油豆腐细粉汤。那个名叫“浙兴里”的弄堂，正面临着拆迁的命运，搭满了大大小小的脚手架。她说，这个细粉汤摊头，是她小时候上完芭蕾舞课，常常缠着爸爸要光顾的地方。当年辛苦学习的芭蕾舞课，和所有曾经学过的电子琴、书法、素描课一样，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一道细粉汤，一直记到今天。如今，也要消失了。

可由于这几年IT业红火，微软方兴未艾，谷歌和Facebook后来居上，看不见的股价升得比坐飞机还快，硅谷的民间统计贫困线一度达到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二十万美金。问问华尔街的纽约客们，全美国除了纽约你们还待见哪儿？估计不是洛杉矶就是硅谷了。

问题是，计算机这行业，跟建筑业一样，是个男多女少的地方。全美国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们，有一大半是雄性动物，这一大半的雄性动物，又有一大半汇聚在了硅谷这一亩三分地里。适龄雄性动物除了干活还能干啥？自然是寻找适龄雌性动物。美女一入硅谷，有如羊入虎口，硅公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你在微软，我在谷歌，谁能比谁差多少？因此，硅谷，又有“和尚庙”的美称。

硅公们虽然精通二进制语言，又有六位数的年薪，在恋爱市场的竞争上，却并不占优势。最近美剧《生活大爆炸》红遍中国，人人以为理科生聪明可爱，与电视剧里拍的一样，实则大错特错。我的女友小艾米，最近交往的硅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nerd加 geek：语言组织能力为零，在线聊天工具倒有五个，最喜欢看的杂志叫《Wired》，约会时也要带着netbook（至不济带上个iPad)，上BBS要用telnet，连饭后小费都要掏出iPhone计算，小艾米忍无可忍只能把他block。

有个笑话是说，硅公们辛辛苦苦写了一辈子程序，勤勤恳恳在二进制的世界里生活了三十年，好不容易退休了，准备写点毛笔字陶冶情操。买了上好的狼毫笔，顶级的徽州墨，薄如蝉翼的宣州纸，尽情铺开在宽大的红木书桌上，大笔一挥：Hello, world!

给所有看不懂那个笑话的非程序员们：“Hello World”是大多数硅公们开始他们计算机生涯时写的第一个程序，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不需要付出代价呢？

话说我们这年代，同老先生那庚子年赔款出国的，是大大不同了。如今中国学生遍及亚欧美大陆，工程学院里印度学生与中国学生乌泱乌泱那是武侠小说里丐帮和少林的两大派别。年年暑假从大城市飞往附近大学城的，一小飞机上百分之八十是中国人——就这样，出国的魔咒仍未被打破，出过国的人，即便将来海归，也是三缄其口，对异乡生活只字不提。据说，来日归国，海龟碰面，但见个个人模狗样、西装笔挺、举起手中的香槟远远互相致意——大家都是在中国超市的烂白菜叶子、中国饭馆的三等水煮鱼里熬过日子的，正所谓：此中妙处，不足为外人道也；也就是：往昔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如此这般，你便可理解，为何留学生们年年回国，吃是头等大事。个个穷凶极恶，如猛虎下山，恶鬼投胎。去年我回国，我妹要请我去吃什么普罗旺斯奶酪套餐，直接被我怒斥：有这点钱吃点凉皮蛋饼生煎馒头麻辣烫不好，吃什么奶酪套餐？浑然忘记当年未入留洋这黑社会前，我也是资深平民小资一名，喝水要喝带气泡的，吃面要吃意大利的，连水果都要买进口的，真真暴殄了中华美食小吃之天物，害我现在做梦都在吃老鸭粉丝汤。

我妹说，奶酪套餐怎么了？奶酪套餐不好吃？我说，好吃归好吃，但那不是“我们”的。如果说出国有好处，那就是在异乡的奶酪、红酒、甜得要死的纸杯小蛋糕里，深刻地感受了什么是“我们”的。一样是俗不可耐的电视文化，周立波是“我们”的，“ Tonight Show”则不是。一如当年去国已久的张爱玲自北美大陆“重返边城”，站在台湾山水中，如入化境，一动也不敢动。遍阅异国风光的她，道理跟我一样：“当然也许有更美的（风景），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没这么像国画。”话虽俗，可是良园虽好，到底不是“我们”的。

     1984年，四十岁的Leon Dash决心从华盛顿邮报的非洲新闻社返回美国。他与第二任妻子的女儿查出患有脑瘫（cerebral palsy），他想要多花一点时间陪伴这个名为“命运”（Destiny）的小女儿，尽管四年前他与妻子已经分居。与此同时，结束了外派记者工作的他，亦开始着手一个他一直想要探索的选题：青少年（teenage）怀孕问题，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城市黑人贫民的青少年怀孕问题。
     此时，Dash已经在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工作了十八年，距离他开始写那部鼎鼎大名并最终为他摘下普利策奖桂冠的《Rosa Lee》系列还有十年。1984年，他是一个高大，微微有些秃顶，留着大胡子的黑人记者，刚刚步入盛年——冒着种族歧视的风险，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黑人里的黑人。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即使在黑人里仍有等级，肤色越浅，等级越高。浅肤色（light-skin）的黑人通常因为是在奴隶时代与白人的混血产物，因而被认为更为“优越”。
     令人绝望的是，等级和肤色曾经、现在、以后都将决定一切。
     1984年，全美约有27万青少年妈妈（二十岁以下）未婚生下了她们的子女，大多数青少年妈妈在十五岁左右就有了第一个孩子，两年之内，百分之八十以上将产下第二个。这其中，几乎百分之七十是中下阶层黑人。而这些孩子，将有很大一部分，重复他们父母的轨迹，再一次在月经来潮的几年甚至几月之后当上母亲。 
　　Dash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学校社区性教育的失败？因为有色族裔的青少年繁殖能力特别强？或者是因为贫民窟的年轻女孩特别容易受到经验丰富的男人的蛊惑？很快，他即将发现，这所有的一切假设都是不成立的。 
　　1984的夏天，Dash搬进了华盛顿一个臭名昭著的黑人贫民窟——位于第八区（Ward 8）的华盛顿高地（Washington Highlands）。在这个街区的两万户居民里，有近百分之三十的人接受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他在一幢破旧的公寓楼里租了一间爬满蟑螂的地下室，窗外就是垃圾筒，浴室满是污迹，让他觉得是“踩在垃圾上冲凉”。 
　　只要对新闻这一行当稍微有点知识的人，都能很快辨识出Leon这一做法的源头：五十年前，鼎鼎大名的奥威尔不是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奥威尔伊顿公学养成的贵族口音始终将其排斥在底层社会之外。同样，华盛顿高地的中下层黑人也很快发现了Dash的不同：衣饰，口音，他们甚至以为Dash刚从非洲来到美国。 
　　事实上，Dash并非出身上层阶级，他的父亲是邮局职员，母亲是住家护士。但即便这样，也足以让Dash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为他的处境忧心忡忡——编辑David Maraniss对另一名编辑Bob Woodward说——你知道，Leon奋斗了这么多年，才到了现在的位置，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受人尊重，现在我们要求他回去，回到最差的街区，重新适应贫穷生活，也许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可那确实是一个好主意。起初，编辑给这个故事的期限是三个月，后来是半年，然后是一年。在这一年里，Dash接触了超过二十户居民，最终步入了六个家庭的核心，对六个家庭里的每个成员进行了无数轮访谈，带他们出去吃饭，陪他们逛超级市场，在街区里游荡。起初，所有人都向他撒谎，慢慢地，人们才暴露出他们故事的核心。 
　　最后，Dash写成了这样一本书：《当孩子想要孩子》（When Children Want Children）。 
　　故事的核心是这样的，几乎所有不满二十岁就产下孩子的妈妈，都是“有计划”地怀孕，与其说是男朋友蛊惑她们，不如说是她们主导着与男友之间的恋爱关系。她们在有第一次性生活之前，就在性教育课堂上学到了一切避孕知识，而避孕药，是可以凭处方，免费得到的。可她们还是向上帝祈求一个孩子——理由千奇百怪——为了留住“浅肤色”的男友，为了博取自己妈妈的注意，为了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成熟女人，因为自己身边所有的女友都在讨论性生活和生育。 
　　还因为，对于一个从少女时代就生活在贫民窟中的黑人女孩来说，一个婴儿，是她们最触手可及的工具——一个可以改变空虚绝望未来的工具，一个可以让她们得到那个疏离的美国白人主流社会认同的工具。而她们终将发现，这个工具，什么都改变不了，只会加重她们的负担——未满二十岁，已经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孩，一张破碎的高中文凭，年轻的妈妈们还能做些什么？而生育像是毒瘾，这其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和自己两位数的子女生活在一起。 
　　数据证明，在所有青少年产子的母亲之中，百分之六十将无力抚养子女，要依靠社会福利生活。即便成家，父亲也将周期性失业，或因贩毒斗殴终生周期性地出入监狱。 
　　Dash想要发表这一系列报道的时候，曾和他的一名黑人好友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他的老友，从十一岁开始自立，最终在NYU获得心理硕士文凭，工作稳定，如今住在华盛顿北部的中产阶级社区。老友向他理论，你发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除了让那个巨大的白人社会（big white socitey）更歧视我们？作为黑人记者，你难道不应该具有种族意识，不去报道那些不利于黑人族裔的新闻？ 
　　Dash如此回答他，作为一名记者，他认为公众有权利知道任何他知道的事情；作为一名记者，他不认为在任何领域他应该进行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 
　　这个系列的第二个故事发表的那天，Dash在地铁上读到自己的故事，他哭了。这个故事关于一个叫Lillian Williams的四十二岁的黑人妇女。她的母亲在十六岁产下她，她自己在十五岁时产下第一个孩子，如今跟七个儿子，四个女儿，五个孙儿生活在华盛顿高地的狭小公寓里，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她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高中就退了学。她曾经希望她的女儿们不会做出与她当年同样的事情，但是她错了，她的两个大女儿早早地就怀孕产子，她的第三个女儿在1985年的冬天也产下一子。之后，她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她最小的女儿Janice（十五岁）身上——她不希望她重蹈她的覆辙。 
　　Lillian在四年前重新成为基督徒。她每天抄写圣经。她如此写到：“我的天父，你允诺供给我的所有需求”（My heavenly father, you said that you shall supply all my needs) ——然后她会写下她“所有的需求”：六罐甜豆，十磅土豆，三盒鸡翅⋯⋯像一张超市采购单。

《When Children Want Children》, Leon Dash, Penguin, 1990.

我在亚洲图书馆与Makiko熟识。我俩都是学生工，却彼此迥异。我并不修图书馆科目，打份零工纯粹是图借书方便，外加赚点小钱。她的专业则是图书馆科学，立志是要当图书馆员（librarian）的——美国大学系统里的图书馆员待遇甚好，甚至设有终身职位方向（tenure track），一旦拿到终身职位，是要在名字前加教授头衔的，所以我也常常开玩笑，叫她Prof. Makiko。

Makiko与一般日本人不同的是，她并不喜欢日本。在美国念完书的日本学生，因为语言文化的原因，也因为两国生活水准差异不大，很大一部分会选择回国，谋求更大发展。Makiko则不同。她本科在美国念心理学，毕业后曾在东京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毅然辞职，从万丈红尘回到闭塞小镇继续念图书馆学——“日本跟我记忆中已经完全不一样了”，Makiko有时会感慨地说。至于如何不一样，于她而言，我也是异族，又如何说得清楚？

图书馆里的工作虽然清闲，却绝不轻松。坐班加上重复劳动，几个月下来我已不堪其扰，到点下班像是沦陷区解放。Makiko却始终津津有味。一日她喜滋滋地从仓库抱下一捆线装书来让我欣赏，是十七世纪的《周髀算经》，唐时传入日本。据说全美仅有两册，另一册藏于西岸伯克利图书馆。纸张黄脆，仿佛风吹即破。

Makiko立志做图书馆员，工作却并不好找，她常跟我开玩笑，说她的工种现在比“母鸡嘴里的牙齿”还要少。我俩打工的亚洲图书馆即将与其他语种的图书馆合并，成为一个“国际研究图书馆”，职位削减在所难免。往大里看，整个北美大陆已经狂热拥抱即将到来的电子化浪潮。亚马逊的电子阅读器kindle刚刚公开预售第三版，139美元即可获得一台。苹果的平板电脑iPad虽不专为读书设计，却也间接打击了纸质书籍的出版市场。搜索业霸主谷歌则与全世界超过四十家大型图书馆达成合约，将逐步扫描其全部馆藏，目前已有一千两百万册图书上线，之后，在版权允许的条件下，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免费阅读，全文搜索，甚至下载这个世界上所有图书——还会有图书馆这个设施吗？

有时候看见我在图书馆里用我的第二代kindle看书，未来的图书管理员Makiko会撒娇地对我说，亏你还是文科出身，难道不知道电子阅读是扼杀精神生活的罪魁祸首？我能说什么呢？我爱书，尊重书，却仍然不能抗拒kindle的轻薄便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科技之弗远无界，变幻无常，或许并不是个人或是小小一座图书馆所能抵御得了的。

半个多月前，院子里的绣球花开了，一丛白的，一丛粉的。彼时我正在期末考试，一个大作业一个大论文一个随堂考忙的不可开交。黑旋风出门割草，发现绣球花开了，对我说，你可以摘点插在我们千年不用的花瓶里。我心不在焉地哼哼说，嗯，等我考完试一定好好伺候一下这些花花草草。

当然，你可以预料，等我考完试，最漂亮的那丛绣球花早已经谢了。

自从来到北美大陆，黑旋风同学最常用的句式就一直是：“等我⋯⋯” 比如说，他下载了满满一硬盘的各色电影，最大的爱好是隔一阵子把硬盘拿出来深情抚摸一把，把电影按导演名字，发布日期，首字母先后重新排序，边排边满足地说，原来我有这么多电影啊——等我忙完这阵，就花个几天几夜把它们都看了。

当然，你一样可以预料，如今我家装电影的硬盘已经有三个了，他看过的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

我俩有个好朋友在著名的Google上班，进的早，分的股票也多，早已属于朋友圈子的“大户”。而他最著名的口头禅是：等我赚到了足够的钱，就彻底退休，啥也不干，天天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看美女。

可问题是，多少钱才算是足够的钱呢？

某次周六找他吃饭，他让我们去公司接他。但见他兴冲冲地穿着硅谷IT民工标准服饰从楼梯上走下来，说，反正在家也没事，今天加个小班——彼时正是加州最好的初夏时分，阳光灿烂，温度适宜，沙滩就在三十分钟的车程以内，钓螃蟹打排球烤鸡翅的人们把小船绑在SUV上从他面前的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般开过——可是他自愿呆在小隔间里加班。

有时候我常常自作多情、满怀不忿地想：等等等，我们到底都在等什么呢？生活永远在别处，每个人都有一大串的“理想生活”要去实现：等我忙完这阵，我要去欧洲小镇住一年，学跳拉丁舞，戴牙套，看全套的《冰与火之歌》，而这一切，真的需要等那么久吗？

据说有位禅宗法师，每日入睡前最后一件事是把日间所用的茶杯洗净，合在桌上，日日如此，以提醒自己生命短暂，也许明天就不再醒来，再也用不上今日所使用的茶杯了。

而这个“等待”命题的最大威胁是：万一，你等不及了呢？

难怪我们的老祖宗总说，“有花堪折直需折”。“良辰美景奈何天”。“个人即使来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有花，有爱人，有良辰，有美景，有夏日的微风，就走出去享受吧。而你，到底在等什么呢？

年初的时候就很想买本电子书，因为在这边，买中文书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我从当当和卓越都定过书，运费贵不说，运的还非常慢，当当还差点运丢过一次。用电脑看的话，一则是伤眼睛，二来是不方便。我曾经想过打印出来看，比如《小团圆》，我就是在机场看的打印版──可那样又太费墨了。后来黑旋风同学体贴地在情人节给老婆订了一台6寸的Kindle，汉化过以后，中英文都可以看，十分方便。大小也适宜，完全是一本书的尺寸，放在包里也很合适。磨磨蹭蹭用到现在，也有四个多月了，存了三百多本书，看了估计有五十本上下。除了希望它的下一代系统能更快一点，屏幕能更大一点，把用处甚少的键盘去掉，加上防水功能，应该说是很值得的一项花销。

我从来是纸质书的拥趸，现在也不知不觉转到电子书，可见科技之弗远无界。阿西莫夫所想像的未来世界的胶囊书再怎么先进也到底有“形迹”可寻，现代电子书所贮存的书籍则完全是无形的了。对我来说，冬天很大的享受就是泡在浴缸里看书，所以希望电子书再加上防水功能──落到水里也不怕。